多元文化健康與華裔社區 黃志涵

由於工作關係，曾於多年前到滿地可參加一次由 (Canadian Council of Multicultural Health)「加拿大多元文化健康議會」舉辦的全國研討會，主題是『在艱苦時期推動改革』。 何謂艱苦時期？那是指廿世紀九零年代中期，全加各省的財政、就業、金融和整體經濟狀況已連續衰退了四、五十年之久，失業率在1991至1994年時超越 10% 的高水平，聯邦及各省政府能用公共健康及社區建設的資源已逐漸減少，所以無論公共健康抑或多元文化的服務規劃，都已捉襟見肘，艱苦由此而生。

「多元文化健康」的主要論點是：加拿大的醫療衛生設施和公共健康教育雖然先進和相當充裕，若以全國整體人口平均計算相當足夠，但礙於言語、風俗、信仰、傳統治療方法等文化因素的差異，很多非主流的族裔人士和土著在患病時受到這些文化因素的阻困，縱然有醫療設施，但卻享用不到。平白使健康受損，甚至危害生命。多元文化健康工作者的職責就是要：（一）找出影響各族裔的種種文化阻礙，（二）動員及組織各有關族裔的成員向各級政府爭取掃除阻礙的計劃和實際行動，（三）確保每一個加拿大公民和居民都獲得平等的醫療及保健服務，絕不因語言、種族及文化而異。

上述第一項責任，在過去十年內已經做了不少功夫，而且有很多論述闡明了這些文化阻礙，例如不識講英語或法語，所以不敢到醫療機構求診、婦女羞於在不熟悉和信賴的醫生面前露乳，所以較少做乳房檢查，過份信賴某些傳統成藥或偏方，所以不願在較早時間接受現代醫療檢查，以致延遲了正確的診斷等等。既然已掌握了文化阻礙的資料，下一個重要步驟便是動員及組織社區力量。 進行這些工作時，不免要和各級政府交手，這時多元文化健康工作者往往站在和自己僱主相反的立場，為社區人士爭取權益。因此，成功的多元文化健康工作者很多時都由政府部門轉到公營機構或民間社區組織工作，避免太沉重的「角色衝突」壓力。幸好，和各級政府交手的過程並非一定對立和衝突，(CCHH)已發展出一系列漸進式的拍檔模式（Continuum of Partnership）以求和各級政府合作時，盡量減少衝突。

在研討會的分題小組中，我和多倫多市政府一位資深的同事合作，發表一份名為「評估多倫多族裔社群的社會需求」的報告。這報告包括兩個主題，其一是通過籌策和推行一項「社區調查」，與社區團體組成拍檔關係，進而動員社區的基層力量，就該區的主要健康問題尋求預防或應對的方法。其二是介紹該「社團調查」的資料及研究成果，特別有關多倫多華裔人口的吸煙習慣和吸煙率。

原來在多倫多市的政府所推行的各項公共健康計劃中，「反吸煙」是最先進和成功的皇牌項目，政府對整體人口的吸煙情況，掌握了很多資料，不過有關華人的吸煙習慣、對反吸煙的態度、容忍二手煙的程度、戒煙方法和觀點等，都可能和主流人口大不相同。要使反吸煙工作在華人社區收效，必須運用「動員──授權」的策略，使華人社區自始便積極參與。進行一項「華裔人口吸煙習慣調查」，原來就是動員的第一步。這項調查是用電話訪問方式搜集資料，共有四十二名義工參加，結果向580名多市的華裔居民搜集了資料，發現華裔居民的吸煙率比主流人口的低，分別為18%與31%。

當初，披露這資料時，主流社會的流行病學者不以為然。她們「覺得」華人吸煙率會高於主流人口（主要是受中國大陸成年男人普遍吸煙的印象影響），因此認為調查的結果有問題，所得的吸煙率有偏差，為了支持這些意見，她們便挑出調查設計中一些因經費極不足而無法避免的缺點，例如樣本不包括沒有電話的住戶、也不包括付款給電話公司避免登出電話號碼的住戶、義工擔任訪問員缺乏專業訓練等等，力圖否定「華裔居民吸煙率低於主流人口」的發現。

為了澄清這些武斷的誤解，我們CCHH會議中，特別提出這點，並列舉了「安省居民健康調查」和香港政府舉辦的「香港居民健康調查」中有關成年人吸煙率的資料作比較，結果證明安省主流人口的吸煙率為 28% 和多倫多市主流人口的32%很接近，而香港居民的吸煙率為 20%，亦和多市華裔人口的 18% 相近。（附圖） 結合了幾個調查的結果，明顯地顯示出多倫多市華裔人口的吸煙率低於該市的主流人口，雖然和一些主流學者的印象和猜想不符，但卻是實證研究的結果，所以在專題小組中得到不少支持。

主頁 | 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