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    黃志涵

尋根問題，其實是困擾著美加很多 移民家庭的普遍事．．．．

在加拿大電影局舉辦的晚會中，觀賞了一部紀錄片「歸屬」。此片由華裔電影工作者黃慧嬋自導自演，有英文字幕和中文字幕兩個版本。晚會有七百多位觀眾，算是相當熱鬧和踴躍的了。

紀錄片很平實，它沒有商業電影的情節、佈局、塑造角色、和製造高潮等電影技巧，是平舖直敘的簡樸作品。內容是黃慧嬋本人離家讀書和工作若干年，突然覺得祖父和祖母已達到八十高齡，隨時可能離開人間，如兩老去世，自己對他們似乎毫無所知，因此她便趁暑假回到位於亞伯特省的家鄉小鎮，和祖父母相敘，試圖消除彼此間的隔膜，認識祖父母、認識父母、同時也重新認識自己。

祖父母對這個小孫女，其實並無什麼隔膜，所以雖然很不習慣在攝影機鏡頭前，憶苦思甜和細說前塵往事，但為了滿足小孫女的要求，仍然照做了。這一不包括在紀錄片的情節，反映出所謂「代溝」和「隔膜」，雖然被年青一代感受到，卻不一定存在於老一代心中。部份鑽牛尖的學院派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往往誇大「代溝」的嚴重性，殊不知對一些老人家而言，兒孫輩一聲親切的叫喚和幾句溫言細語，已足夠掃除隔膜和填平代溝了。

黃慧嬋的祖父母應她的要求，從記憶中尋回八十多年來的殘缺片段。她的祖父年僅十四歲便離開台山到溫哥華找生計。入境時冒認了一個台山人為父親，並且要向政府繳付加幣五百元人頭稅，在籌款期間被扣留在移民集中營，其後他要努力工作多年才夠錢清還這筆稅款。由少年時期開始埋頭苦幹，廿多歲時因要回鄉探望年老父親，於是毅然放下工作，回唐山探親並順道成婚，婚後幾個月便留下妻子，再隻身回加拿大賺錢，可是這一別便十多年，直至1949年加拿大放寬對華人的不平等移民條例後，才能夠接妻子和十多歲還未見過父親的兒子來加拿大團敘。之後一家人同心協力開餐館，安穩地過了幾十年。

祖父母的一生似乎只知道工作，由於言語不通，在孫輩眼中，他們是沒有情感、不喜和人交往的過時人物，直至黃慧嬋從他們口中得知，他們來加捱苦的詳情，和為了家庭而千捱百拼也不抱怨半句的美德，才猛然省悟到自己之所以能夠安穩地過著加拿大式的現代生活，完全是由中國式捱苦所帶來的。情況有如加插在華麗酒店大堂的鮮花，無論所用的盆多麼名貴耀目，它本來仍是植根於樸素的坭土裡，一點也不璀燦瑰麗，但卻是滋養培育花朵生長和盛開的基礎。可以忘記它嗎？

黃慧嬋在影片中提出的尋根問題，其實是困擾著美加很多移民家庭的普遍事，尤其第二或第三代移民，更會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被這問題纏上，若此時缺乏父母兄長或同學朋友的商量指導，很容易一下子便無所適從，或者反應過激，構成大大小小的煩惱。

一九六零年代末期，是中共文化革命攪到天翻地覆而四人幫仍未徹底奪權的時候，當時我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做研究生，本以為遠在北美洲，中共文革的狂飆不會捲起風沙吧。事實卻不然，文革的風暴雖然對來自香港、台灣的留學生沒有什麼巨大影響，但對於一些土生土長的華裔美國青年，卻產生重大衝擊，在匹茲堡大學便看見鮮明的例子： 佐治是歷史系博士學位課程的研究生，父親是著名的華裔哲學教授，在北美洲算是中國哲學家的權威。佐治在美國土生土長，從小便徹底認同美國文化，是一個很出色的美國學生，學業成績優異，能言善辨，積極參加大學的學生活動，而且是學生報刊的編輯。他在家不講中文，對父親的著作和中國哲學不感興趣，當他進入研究院時，對於中國歷史也認識不深，因為他的研究專題是歷史方法論，因此，他父親雖然收了很多中美研究生，經常在家中聚會，交流中西哲學的意見和心得，但佐治和他，卻沒有很多相同的話題，父子間的溝通似乎有相當隔膜。 然而，在1968至69年間，佐治卻突然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原來他在一次黑白學生衝突的場合中，本來站在白人學生一邊（是他一向徹底認同的方向），但白人學生陣營中卻有人猜忌和討厭他，反而在黑人學生那邊卻有人高叫：「佐治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欺負黑人，我們不要敵視他，當他是朋友吧！」這一料想不到的遭遇，使一向好思考的佐治，猛然領悟到：「不論自己當自己是什麼人，但外間人始終另有判斷的法則，而且他們的判斷好像一面鏡子，將影像迴射過來，蓋過我的自我形象。」 佐治從此開始積極地「尋根」。他不從歷史文化去尋，而是循著中國文革的喧鬧聲勢去尋，結果他尋到的是紅衛兵的根，他認同的是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短短數月間，他由一個客觀歷史學者變成一個狂熱的毛派份子，在校園內外，積極地為中國文革辯護，為毛澤東革命思想做宣傳。他放棄學業，為文化大革命貢獻一切時間和抱負，可是，在他的努力能夠產生成果之前，文革的神話已經因四人幫的失敗而被拆穿，毛澤東的革命思想亦已破產，佐治自以為尋得的根竟然是虛無的，他當時的失落和無奈感覺，令他頹喪了整整兩年，直至1980年以後，才振作起來，重新投入美國的主流社會，可是，他為尋根而付出的代價，實在是相當慘痛的。

主頁 | 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