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文化的爭論 高粱

脫離時空歷史，光控訴而不力證， 不夠說服力．．．．

志涵好友 Humey 對《狼圖騰》的短評意猶未盡，以高粱筆名再論狼文化。 編者

《狼圖騰》，作者姜戎，寫1967至1978 間內蒙古額倫大草原及一切與草原息息相關的人禽獸畜、花草樹木、風景地貌。姜戎以入微詳盡寫實手法，加上強有力的語言，生動並富知識性地展現草原生活習慣，生存環境及生態互動。幾場龐大的生死鬥，張力極強，極盡野性殘忍，如在眼前，如在耳邊，如附毛髮。

隨著故事鋪陳，作者流露出對游牧文化的仰慕，對草原狼的崇拜（蒙古牧民相信狼是騰格里，即天，派下來的使者）。穿插於各章節對白獨白，姜戎幾乎沒有錯過任何一個機會褒揚狼和游牧民族的天賦與品性，同時對漢儒及農耕文化批評並以羊性喻之。游牧是狼文化是戰鬥勞動，農耕是羊文化是和平勞動。前者勇猛進取善於掠奪，後者保守懦弱任人宰割。最後一章從狼文化的觀點闡述他的大歷史觀和價值觀。

故事中一再強調草原大命，個體小命，小命絕對要伏於大命之下，犧牲小命以保大命（是否與漢文化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很相似），而狼就是藉屠殺小命幫助大草原維持生態平衡以保大命，所以狼也被牧民視為草原的靈魂。在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談生態平衡是很前衛的思想。在到處講環保的今天讀來，更覺此觀念可貴。可惜作者沉溺於公式對稱的遊戲，每褒一次游牧文化，總不忘貶一下漢農耕文化。一再批評漢人只懂開墾土耕，不懂土地載人量，不懂大命與小命的關係，不尊重大自然，對漢文化的批評不遺餘力，卻有失空泛，脫離時空歷史，光控訴而不力證，不夠說服力。土耕是近因，但不是蒙古草原沙化的唯一原因。後現代人都有經驗，毀掉的，又何止是蒙古草原呢！現代化、都市化、工商業化，人口爆炸，早己把大地改變，青山碧海，成了高樓濁流。環保的迫切已是全國全球的問題，不分地域國界種族。 對漢族文化稍有點認識的人，都會知道漢人尊天敬天，對黃土地的濃厚感情，對天地人和諧共存的渴慕。中國人口多天災，人禍也多，而古時的戰禍大多週旋於東西北邊境的游牧民族。漫長的中國歷史，就是中原農耕民族與邊境游牧民族的生死搏鬥，是野蠻與文明的廝磨糾纏。互有勝敗又互相影響。馬上得天下之後，國運如何開展？強蠻可以推進歷史，但只有文明讓歷史得以延續並賦于生命。野蠻不顧一切挺進，文明瞻前顧後步履艱難，千萬年才走出野蠻。

人之有別於獸就因能累績文明，又何忍讓文明倒退！而歷代皇朝帝國之興亡，都有錯縱複雜，夾雜偶然與必然多因多果的情況，決非一句狼性羊性之分野便輕易帶過。更何況在經過數千年的互相撕殺又擁抱之後，多民族己溶為一個中華民族，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還提甚麼你羊我狼的！我們都是羊，我們都是狼。作者是文革一代過來，當知道那時候的文化狼性十足。從大歷史長遠看，那個種那個族那個朝那個代不是成功與失敗的混合體？試問人類歷史裡有那一種文化沒有缺憾呢？不管它有多麼優越。

姜戎自招漢唐是中國最輝煌的朝代，皆因狼羊文化平衡之故；秦隋短祚，因狼性過強不能持久。這即否定了他一再強調的狼文化唯一優越論，亦間接承認漢儒文化有它的優點。為了遷就單元狼性公式，強把歷史對號入座，從史實裡東拉西湊，以至自相矛盾一再出現。唐太宗李世民殺兄弟奪皇位是勇敢果斷大智大勇；宋太祖趙匡胤兵變陳橋則是忘恩負義奪取江山。兩者分別何在？唐太宗有鮮卑血統，故有狼勇；宋太祖純屬漢人，沒脊樑。

作者一再承認，無論生性怎樣強悍的游牧民族，當他們入主中原日久，狼性便會因漢農耕文化的薰染而軟弱下來。間接否定血緣遺存的先天因素，不是絕對唯一影響一民族之性格，後天的生存環境，亦是決定民族性格的主因之一。中國歷史的長流中就有不少例子，契丹大遼是其中之一。強健奮發進取固然是民族生存的要素，野蠻永不止休的戰爭掠奪卻非人類的追求，至少不是大部份人的追求。這或可解釋游牧民族於生活安定下來後，便漸漸離棄野狼式的生存方式。

2004年此書初出版，在國內掀起一陣狼文化及對狼文化的爭論。姜戎對狼與大草原游牧文化的崇拜，或許出於恨鐵不成鋼的苦心，對此書中最後一章也約略有提示。他接受北京青年報訪問，談到初抵草原時常被牧民譏笑（雖不帶惡意）他是弱者，並感到在蒙古人當中瀰漫著一股輕視漢民族潺弱底氣不足的氣氛，使他畢生難忘。這些都可能是激發他以另一角度看壅歷史看各民族的因由。 《狼圖騰》以現實材料織入虛構的小說，借虛構的故事詮釋真實的歷史。單從狼性這角度看多元化的歷史文化，難免有所偏頗簡約化。作為讀者，在欣賞作者精彩絕倫的小說部份之餘，對書中傳達的意識及歷史觀，有必要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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