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志涵
1988年七月中旬，我們一家移民多倫多，花了兩個月時間在北約克找到房子，為兩兒安排好暑假短課程和九月開學後的學位後，便在九月開始專心全時間尋找工作。
在起初的半年裡，寄發了二十多封求職信，見了四次工，還未成功，心情也隨著時間的飛逝而漸焦急。這四次見工，第一份因為醫院的人事部經理過份熱心，我剛填好申請表便立即帶我直接見部門主管，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落選是意料中事。第二份因為缺乏對房屋統計的實際工作經驗，所以也未能通過安省房屋廳的甄選面試，這兩份都離成功甚遠，無需惋惜。第三份是加拿大統計局的合約工，通過一切考試獲得取錄，卻又空等了兩個月，才說開位不成而告吹。第四份雖然筆試成績居冠而面試成績也很優異，但結果被告知因排名第二，並非「最好的一個」而落敗。
踏入1989年二月，心情開始焦躁，而且還懷疑自己過往的工作經驗，是否真的適合加拿大的就業要求。焦躁、心急加上信心剝落所造成的心理壓力，足使一個人由銳氣十足變成沮喪退縮。雖然明知這些心理健康的理論，但要抗拒壓力，卻不很容易，在這情況下，最需要的就是「不放棄，堅持，再堅持，繼續堅持。」
「我是 Manager of Health Promotion 多倫多市健康推廣部經理，你寫來公共健康處的自薦求職信早已收到，不過最近才有適合你的空缺出現。我現在急需一個專業研究分析員，協助撰寫兩份大型研究計劃。這是為期半年的合約工作，由於時間急迫，所以這麼晚才致電找你，希望你明天上午十時來辦公室和我的副手詳談。 」
翌日清早，抖擻精神，準時到多倫多市政府見工，這已是移民後第五次見工了。
接見我的是多市健康推廣部副經理，由於這不是正式的見工面試，所以只有她一人，是在輕鬆隨和的氣氛下交談，不如其他幾次見工的「三司會審」。首先我介紹自己的學歷、工作經驗、過往成就，和就業計劃，她也隨聽隨問，經過二十分鐘的談話，她已相信我具備他們臚列的條件，所以她改變了話題。
「過去半年內你的求職經驗怎樣？有沒有申請長工？因為我們只能提供半年的合約，既不想這短暫的合約而阻了你其他的機會，也不希望你未做完我們的合約而半途離去，所以要先問清楚。」
她的態度很誠懇，所以我將幾次見工的經歷扼要告訴她，並說明我十分希望能在加市公共衛生署工作，因為這是我的本行。
「我明白新移民的困難，都說你們缺乏本地經驗而扣分，是很不公平的。」聽她這口氣，似乎這次見工的成功機會很大了吧。她接著改用廣東話問：「我相信你識中文，除了廣東話，你會講國語嗎？」這位副經理原來也來自香港。
「中文是我的母語，除了講，我也經常用中文寫報告、新聞稿、和公函，因為香港政府很多公民都是英、中雙語的。」我先用廣東話答她，繼而用普通話說：「我也學過普通話，日常對話完全沒有問題，醫療衛生專用語也懂得不少，不過，如果用普通話作公開演講，便有些困難。」
「這是對你很有利的條件。市政府提供多元文化服務，對書寫中文和普通話對講的需求日漸增加，你正好填補這缺口。」她看看手錶，頓了一會再說：「很多謝你來面談。不過我們暫時不能給你一個肯定的答覆，還有兩關要過：第一，我們要多見其他申請人，以符合甄選手續。第二，我們要先開位後請人。所以你要等一個月才有切實答覆。現時，我們沒有任何承諾。」
耐心地等了一個月，致電詢問，她說開位的申請遭到其他經理阻撓，有所延誤，不過，她和經理會據理力爭，請我再等消息。
又等了一個多月，數次查詢所得的答案如舊，心中不免煩躁不安。剛巧這段時間內，其他「搵工」申請，全無回音，一切希望，似乎盡放在這份只有六個月的合約工作上。寄望越大，心越焦急，而等候時間也越難捱過。有時心中不免盤算應否趁離職前長假期未完結，趕回香港，撤銷半年前呈遞的辭職信，立即在港府復職，以免在多市長捱失業之苦。有時又幻想著如果當初不辭職，一開始便做「太空人」，又會怎樣？這幾個月的情緒煎熬，可真令人迅速衰老起來，鬢邊的白髮已趁這時悄悄地冒出來，失業的苦困挫頓，原來是這般滋味的！
幸好這次等待，終於有結果，不是白等，耐心地等了三個多月，換來一份為期只有半年的合約工作，職位是多倫多市政府的流行病學家。第一日返工的日子，離開最初抵加報到那天，已足足八個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