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兵諫               黃志涵
這些倒行逆施的政策,使張學良
觸目驚心 ....

1933年四月張學良在「九一八事件」後的一年半,自我流放到歐洲共達八個月。於1933 年十二月被蔣介石召回中國,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專責消滅中共的軍隊。這是張學良很不願意接受的職位,他本以為結束流放後,便可以號召東北軍同赴華北及東北,進行積極的抗日鬥爭,甚至奪回已被日軍佔領的東北三省,洗脫「不抵抗將軍」的罪名。

可是,作為全國軍政領袖的算盤並不如此打。蔣介石一意消滅中國共產黨,對日本的侵略卻一再忍受和接受,繼放棄東三省後,又和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不獨實質上放棄華北地區,還大力箝掣全國各地的反日活動。不少反日救國的熱血青年,不死於日軍的槍彈刺刀之下,卻死於國民黨特務的非法暴力鎮壓。

這些倒行逆施的政策,使張學良觸目驚心,但這時他正處於「絕對擁護領袖」的盲目衝動時期,所以並沒有提出反對。在國人的眼中,他只是跟在蔣介石身後的眾多應聲蟲之一,做完「不抵抗將軍」後,又做了「不辨是非」的國民黨高官。張學良一向在乎自己的社會形象,因此,他在「三省剿總」的任期內,心中埋有更多的委屈,是非常不愉快的一段時期。

也在此時,中共軍隊已成功地逃跑了十萬八千里,在陝西佔據了相當穩固的地盤,在喘息休養中,繼續發展中央黨務。於是蔣介石又調動大軍在陝甘地區圍堵中共中央和剩餘的軍隊,他指派張學良率領東北大軍前往陝北,在西安就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蔣介石自任總司令,由於蔣在南京,所以由張學良代行總司令,再次成為獨當一面的軍政大員。

代行西北剿匪總司令期間,張學良曾多次遵從蔣介石的命令,向中共軍隊進攻。可是數次交鋒,東北軍都大敗。在1935年7月和11月便兩次慘敗,每次都損失整整一個師的士兵,連師長也戰死,或拒降殉職。張學良為此深為愧疚,因為東北將士屢屢表明願抗日寇而捐軀,但卻不願死於中共軍隊的槍炮下,尤其少壯派軍士,更直指這是蔣介石一石二鳥的詭計,藉以同時消滅共軍和削弱東北軍,以便他的嫡系國民黨軍隊獨大獨霸,鞏固他的獨裁領袖地位。

張學良感受到全國人民要求「政府停止內戰,團結所有力量,一致抗日」的強烈訴求,知道這是不可抗拒的民眾力量。所以對蔣介石「先滅共黨,後圖抗日」的命令已開始懷疑。他在防區和西安市內,放寬和容忍以學生為主的民眾反日活動,使西安成為反日聲音最響亮的城市。

由於當時中共也大力宣揚「全國一致抗日,願接受國民黨政府指揮」的政策,和張學良的想法一致,所以張學良未經南京中央政府同意,便和中共中央協議在陝甘地區停戰,維持了局部地區的和平。他更在1936 年7月和 8月間,秘密地在陝北軍隊前線會見了中共領袖周恩來和李克農。

其後,再在延安一天主教堂和周恩來密談了三小時,張堅持「抗日必須擁蔣」,而周則提出中共擁蔣的十項條件。張學良這些行動其實已可被國民黨視為「叛黨、叛國、違軍令」的瀰天大罪,如被揭發,隨時可被革職、拘禁、甚至槍決。張學良直率地相信這是自己為領袖,為國家、為東三省和全國人民所做光明磊落的事,所以似乎未體察到危機處處。

四個月後,蔣介石於1936年12月初到達洛陽為重訂西北剿匪計劃而遣兵調將。隨後於十二月四日親自飛抵西安,住臨潼華清池。他計劃於十二月十日在西安召開一個高級將官軍事會議,落實他的剿匪計劃。在他的計劃中,東北軍和同在陝甘地區由楊虎城統率的十七路軍有兩個選擇:

1. 張、楊率軍正面攻打中共軍隊,由國民黨的中央軍從後補充接應。

2. 由中央軍接防陝甘防地,進攻中共,東北軍即調福建,十七路軍即調安徽。陝甘地區的
    一切軍政,從此與他們無關。

兩個選擇均沒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縱影,使張學良十分失望。他並不放棄,在軍事會議之前三天內,還兩次直諫蔣介石,並激烈辯論,可是都被蔣嚴詞斥責,罵他受中共迷惑,罵他袒護西安學生的反日運動,罵他不能絕對擁護領袖。張學良悲憤失望之餘,感到諍諫已無效,軍事形勢已失去轉圜餘地,所以在倉促間未經和中共聯絡,便於軍事會議結束後兩天,於1936 年12月10日與楊虎城聯手進行兵諫,於當天清晨五時半由張的警衛團第二營長孫銘九率兵包圍華清池,但被蔣走脫,直至早上九時,才被孫銘九等在華清池後山一山窟中找到蔣介石。上午十時蔣被送到西安城內的綏靖公署。當日下午張學良和楊虎城在公署內成立「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正式揭起了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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