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卓然
鄺慎枋老師在1954年到了我們金文泰中學任教，就從此與我們學校結了深切的根緣。多年以來，鄺老師門下的學生，多不勝數。我們這些學生，也應該利用這一個機會，在這一個令人歡欣的老師九十榮壽誕辰，回想一下我們感受到鄺老師教育的深厚恩惠。
我們 5 7 年班，是鄺老師早年教導班子之一。鄺老師溫文有禮、和藹可親。授課時聲音不大，可是總能夠帶動我們全班同學，一心一意的注意力。鄺老師在黑板上的筆記，精易簡單，適當地描寫了應該注意的要點，而列舉生物上的分類範例，更是科學化有條有理，再加上他小心翼翼在黑板上繪畫的附圖，使我們一目了然，對一個極其複雜的生物科目，有了一個深切的認識。
鄺老師教我們細胞分裂，一步一步的演變程式和圖案，一直到現在，還模糊地留在我的腦海。唯一最困難的，就是鄺老師教我們人體一百零八塊骨頭的名稱，我很抱歉、實在是太難了。那時候我們班裡，只有黃國鍵、楊篤勵、和周朗秋可以把骨頭名稱背誦出來。怪不得我們班上面就出了這三位大醫師。
其實，我們那時候學習生物，也有我們困難的地方。那時候大陸剛剛易手，帶來了香港人口大量增加，我們學校設備未能與時代變遷而一起改善。我的記憶裡面，在生物方面，我們學校好像沒有一具顯微鏡，也好像沒有解剖實驗儀器，當然，更沒有可以觸摸的模型骨頭。這也難怪我們學不了人體骨頭的名稱。我們學校設備這樣的不完善、儀器這麼樣的缺乏，大大地增加了鄺老師教導我們生物科的困難程度。可是、這些困難，並不減少鄺老師對我們用心教導的決心。鄺老師卓越的學問、和優良的教育辦法，反而增加了我們對生物一門的興趣。
我還記得，在我們高三生物科最後一課，鄺老師用一半的時間，把課程教完。然後鼓勵我們，向他問任何生物上的問題。在我們求學的那時代，只有老師問學生，從來很少有學生向老師提出發問的習慣。那時候，我們班同學都很驚愕，大家都鴉雀無聲，問不出任何問題。這或許是我們學校沒有圖書館，或許是我們同學也很少看課外書本，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問題來。
鄺老師就教訓我們「博學」和「審問」的重要性，有了博學和審問，才可以增加了我們的知識財富，才可以有慎思和明辨。這也是我們自古以來老師們留下的寶貴教訓，在我們在中文課上常常念得到，我們更要好好的利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做人做事的好道理。我們班裡很多同學離開了金文泰中學以後，也都遵循鄺老師博學審問的指導，在各種不同方面的領域上作出了優越的貢獻。鄺老師門下的其他班的學生，也一定也有更榮耀輝煌的成就。
鄺老師當年升入大學的困難情況，我在《懷念金文泰中學》文章描寫了，香茂榮同學的互聯網上很多同學也描寫過了。可是也有一些同學可能還不大瞭解，我在這裡重複一下。鄺老師當年升學時候，剛好是日本人狂暴侵略中國極為激烈的時候。那時日本人集兵在廣州城外，鄺老師為了逃避炮火的災難，逃回鄉下，有一天偶然地買了一張報紙，打開一看，原來看見自己名字在中山大學取錄學生名單上面，鄺老師當然是萬分喜悅，預備到中山大學報到。可是那時廣州已經淪陷在日本人手裡，中山大學被逼遷移到雲南澄江。
從廣東鄉下到雲南中山大學報到，是不容易的事。在中國境內直接到雲南，要經過中日軍事交火線，是不可以走的危險道路。鄺老師只好從鄉下步行到澳門，從澳門到香港，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從海防取道河內，跟紅河，經老街、到回中國河口，然後再乘滇越鐵路到雲南昆明，再經呈貢到澄江。幾經轉折，好不容易經千辛萬苦、長途跋涉、才到雲南省澄江的中山大學報到。鄺老師當年在中國最危急的時候，走過了漫長的道途，繞道迴過了敵人的交火線，排除了多種困難，以獲到升入大學上進的機會。這一種刻苦耐勞的精神，使我們同學們深深欽敬佩服。
鄺老師和我國著名的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是同一個時代的人，當年他們升入大學念書的困難情況，都是一樣的。楊振寧也是在差不多一個時期從安徽、漢口，香港，再乘船到越南海防、轉上昆明西南聯大的。在抗戰那時、楊振寧、李政道、和鄺老師在雲南念的臨時大學、是不同的大學，可是設備差劣，都是一樣的。楊振寧在江才健作的《楊振寧傳》上說：「那時西南聯大的教室是鐵皮屋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叮咚咚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以後，滿是泥坑。一些教室和圖書館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要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丟。」
現今鄺老師九十華誕在即，又適逢虎年春節，我遙在海外，謹奉上對聯：
天增歲月良師增壽 福滿乾坤桃李滿門
尊敬地祝賀鄺老師福如東海，壽比南山，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