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論吃        黃志涵

普通中國人最大的特徵是瘦骨嶙峋， 彎腰駝背．．．．

柏楊的雜文批評的人、物、時事、國政等包羅萬有，尤其是對中國人的情操、品格、行為的鞭撻最為嚴厲。上世紀六十年代，當台灣流行黃梅調幾近瘋狂時，柏楊為文批評黃梅調歌迷，結果引起四方八面的反擊和圍攻，筆戰激烈，最後還是柏楊單方面停筆罷戰，使歌迷深信贏了一大仗，不過柏楊並不覺得輸了，手上的一枝「奇筆」仍然「幽默磅礡」地橫掃四方。 看看他談吃：「中國固然是一個吃文化很高的民族，但這種文化似乎只集中到高階層，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階級所特有的文化，小民們不與焉；於是烹飪乃貴族藝術，而不是民間藝術。」他的例証是台灣和歐美的很多餐館食檔，都是由一些半途出家，以自己家鄉菜作招徠的非飲食業人士掌杓和開辦的。搞出來的菜，怎能高級？他再分析說：

「中國是一個奇窮的國家，吃文化既在高階層，廣大的小民不但沒有吃的文化，簡直更進一步，根本沒得吃。當皇帝的傢伙福氣最衝天，每頓飯至少有一百樣菜，根本吃不完。可以論到小民，就提不起來了．．．普通中國人最大的特徵是瘦骨嶙峋，彎腰駝背。中國人體格的衰弱，和中國烹飪藝術的精美文化，成為一個諷刺的對比，杜甫先生詩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正是中國五年來畸形社會的寫照。」

離杜甫一千多年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社會，上述貧富懸殊的對比，依然存在，專制的統治，社會的分化，和很多平民百姓的無力和無奈，並沒有多大改變，柏楊對此當然關心和痛心，所以他下筆甚重，對統治者痛加責難： 「因為身體的羸弱，使人誤會到中國飲食的營養價值。其實中國人身體不好，是因為高層的人包括帝皇官崽等好食好吃，卻不運動，而且色慾過度，年過四十就得咳嗽帶痰，成了老頭。而廣大的平民百姓，體弱的原因，和根本沒啥可吃有關。柏楊先生曾舉過北方窮人吃糠的例子，後來得知廣西山區，居民幾十年沒燃過燈，天黑便睡，天亮了才起床，要燈幹啥？有些人自生到死，從未吃過鹽，因窮到買不起。嗚呼，北也如此，南也如此，正因為權貴份子吃的太多，小民才吃的太少，甚至沒得吃的也。」

國民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幾年間輸掉了整個大陸，其中固然因素甚多，但權貴吃盡了平民的僅有資產，正是主因。國民黨遷台後，專制獨裁如舊，幸好權貴已知反省收歛，不敢如前的「吃得太多」，因此情況漸有改善。柏楊在坐了十年政治獄獲釋回家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曾作了一個二十年的回顧：「而今一九八零年代，台灣生活水準提高，一個個吃的腦滿腸肥，見了大魚大肉都沒有胃口。但寫於六零年代的文章依舊一字不改，原樣刊出，以發老頭讀者之回憶，年輕讀者思古之幽情也。」

台灣自七零年代逐漸推行民主政治後，「吃」的情況有明顯改善，可惜大陸吃的文化卻步台灣六十年代後塵，「大款」們一席酒菜數萬元以至十數萬元，毫不吝嗇，但百千萬民工和仍在貧窮省份生活的家人卻吃得很少，很簡樸。經濟發展下的大陸權貴，又在重複歷史的腳步：自己吃的太多，剩下給平民百姓的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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