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富與仇富           黃志涵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脫貧成富．．．．

近月來香港的社會新聞版裡，出現多次「仇富」的標題和報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幾次談話，他指出香港社會瀰漫著「仇富」氣氛，這對整體社會的發展有不良影響。 貧富不均的問題，自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即自開埠以來，早已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的經濟發展差不多從零開始，大部份居民都屬「貧」的一族，「富」的大抵包括三類：英資大機構的高層；捱過三年零八個月日本統治時期的香港原富戶；從中國大陸攜來資金及生產機器的內地工商業老闆。

這些富族只佔香港人口的極少數，但他們掌握著戰後殖民地政府的財政、經濟、治安、司法、和社會發展的大權。佔社會大多數的「貧」族，在許許多多社會事務之中，都毫無發言或參與權。在這種一面倒的社會權力分佈下，香港社會所瀰漫的卻是一種「崇富」和「畏富」的情緒。廣大的貧族，一方面畏懼掌握著他們就業機會和生存條件的富族，另一方面卻很崇拜富族，以他為偶像，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脫貧成富。

「崇富」社會風氣逐漸使人們衍生出「搵錢第一」的價值觀。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迄今的六十多年，香港人勤力而且拼命工作，為的是搵錢；「搵錢大晒」是從崇富風氣衍發出來的第二種社會價值觀。幸好「大晒」是指有錢便有很大的自由，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並非指可以罔顧法紀，做些無法無天的事，所以香港社會仍然可以披著「法治社會」的閃亮大衣，在國際和中國大都會舞台上亮相。可惜，這閃亮的法治招牌自本世紀開始，便漸漸被新的政治經濟型勢所侵蝕而褪色。 崇富風氣之可以在香港延續五十多年，主要原因是這期間，香港的 Social Mobility 「社會階層移動」維持由下而上的通暢軌跡，尤其在上世紀五十至九十年來，不少社會知名的成功人士，都創造出由社會下層移至上層的感人事蹟。由於很多人相信自己也有能力憑「社會階層移動」的途徑，可以成為富族，所以沒有理由仇視將來的我。大家因為有希望成為富族，所以只會崇富而不至於仇富。

其實在貧和富之間，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已產生中產一族，他們是最有機會在香港社會階層上移的人，所以他們或不崇富，也不至於仇富。不過憑他們的才識學養，他們逐漸看到自 2000 年後，香港的社會移動途徑不斷收緊，上移到富族的通道已被地產霸權堵塞，為了買樓供樓，不少貧族和中產都得半輩子拼命工作，將所賺的二分一或以上，為應付高樓價而奉獻各地產集團。

「崇富」的社會基礎，日漸消減是真確的，至於是否因而已在香港社會形成「仇富」的風氣，則似乎言之過早，李嘉誠的高調提出香港社會「仇富」，不單誇張，而且誤導在深圳高調接見他的中國領導人，他似乎在向中國領導人告香港人一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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