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小故事 黃志涵

找到一位非常熱愛學生和盡責的 小學部主任．．．．

1950 年 9月的香港，離開光復剛好五年。由於1945 年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時，英國政府搶先遣派當時在遠東執行任務的夏殼將軍，率艦隻疾駛香港維多利亞港口，接受日本駐港軍隊的投降，所以淪陷達三年零八月的香港，光復後仍受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沒有如同中國其他城市一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重投祖國懷抱。香港和澳門成為中國唯二未收回的殖民地。 1945至1950年，中國境內發生大規模的國共內戰。隨著戰情的變化，由中國逃港的人數不斷增加，幸好這時期湧到的人帶來不少資金、生產設施、人才、和營商經驗，使本屬小城市的香港，一躍而替代了廣州和上海等大城市的部份功能。在進出口貿易和財經服務方面，取得重大發展，而香港的經濟和就業情況，也能夠在一窮二白的環境下，漸漸穩定下來。 就在 1950年 9月，我跟隨已讀完幼稚園的哥哥黃詠洲，入讀深水浦香江中學附小一年級。從未入學的我，年齡只得五歲半，身體矮小瘦弱，如非有同班的哥哥照顧和做靠山，大概很難捱過小學的第一、二年級。 香江中學在深水浦也算名校，在大埔道有自置校舍，除了幾幢教室外，還有一個操場和山邊的少許兒童遊樂沙地。香江的校長是統冶廣東省多年的國民黨元老陳濟堂的孫輩，名叫陳樹渠。他並非全職校長，因為他是娛樂商人。當年多間著名戲院，包括銅鑼灣樂聲，都是他的產業，所以他只掛著校長的身份和名銜，每次來校，都在操場的臺上演講和訓話一番。幸好他講的是地道廣東話，不是難聽的官腔，所以過千名中小學生都算是聽得懂。

香江中學和德明、珠海都是旗幟鮮明的所謂「右派學校」，奉行三民主義和國民黨政綱，每逢雙十節，整個校園便佈置成旗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影像，深深烙入小學生心裡；民族主義、三民主義、和反共抗俄的口號耳熟能詳。印象最深的，是某年慶祝雙十節，禮堂佈置成一個雙十展覽場，我們在操場參加完升旗禮和聽完校長演講後，列隊參觀展覽。甫入場，一張大檯，平放著一幅中國地圖，其上插著一把閃亮長劍，劍端刺著一張染上鮮紅血色的白紙，上寫「還我河山」四個大字。

當年在中國大陸，國民黨雖已敗北而逃往臺灣，但在香港社會，右派和左派勢力仍然勢均力敵，在香港社會的各階層互相角力。很多親右或恐左的香港人，心中期望國民黨很快便能反攻大陸，恢復國民黨政權，使仍然滯留大陸的家人和親友不再受清算的折磨。右派學後對年幼的小學生，進行這種滲透式的政治教育，的確收效不小，直至小學畢業時，我們一班小六學生，很多都懷有反共意識。 校長雖然是名流治校，幸好他找到一位非常熱愛學生和盡責的小學部主任，學生給她改了花名叫肥汪。每天上學和放學時間，汪主任一定帶領幾名校役，在校門前交通繁忙的大埔道，設置交通安全小隊，她身先士卒地在馬路邊揮紅旗，吹哨子截停一邊的汽車，然後由校役在另一邊以更大的一面紅旗截車，確定兩邊均已停車和路面安全後，她便吹一聲長哨子顯示可以過馬路了，這時，小學生在值日老師帶領下，列隊橫過，大概只需兩三分鐘時間，所有師生都安全離開「虎口」後，她才在馬路中間吹哨收旗，急步走回校門，一些沒耐性的司機，竟然在她身旁呼嘯駛過，看來相當驚險，但汪主任並不為此而動氣。 只有一次，她動了真火，因為有一輛汽車，在小學生未走過馬路時，便開車衝過，險些傷及師生，只見汪主任拔足狂追車輛，邊跑邊揮旗大罵：「想撞死我的學生嗎？」這事件之後，間中便有交通警察，站在校門監察小學生過馬路的安全情況。有白鮓（穿白袖的交通警）坐鎮，司機當然不敢不收歛，所以汪主任的努力並無白費。

低年級的小學生，一般由家人接送，由於屬於街坊學校，多數學生都是步行往返。有一天上午，正上課時，天文臺改掛較高風球，學校奉教育司署命令，立即停課。那時代深水浦區的住宅家戶，裝有電話的非常罕有，無從通知家長。於是汪主任將餘下無人接走的二十多名小學生，編成三隊，分由三位班主任老師帶領，逐一送他們回家。我和哥哥的一隊，由方老師帶領，經北河街、南昌街等處，最後才抵達位於福華街的家。沿途風勢已漸緊，幸好雨勢不大，方老師既要按地址找學生家戶，又要顧及風雨交加和交通安全，最後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完成任務。

那時期的私校小學教師，薪金微薄，但對於教育的熱心和責任感，毫不遜色於官、津、補校的同行，她們的表現令我敬佩。六十年後的今天，才藉此文向她們致謝和致敬。事實上，上世紀五十年及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如非有一群肯捱的私校教育工作者，協助支撐大局，實在難以過渡到後來的六年免費義務教育政策，使全港適齡兒童免費接受正規的小學教育，而這也是香港社會其後有重大發展的基礎和起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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