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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時代小故事（五）黃志涵
	在這種窮困的環境下，捱過去、闖出來．．．．


1956年夏，我和七哥詠洲小學畢業，是年九月入讀金文泰中學初一丙。開學一個月後，香港便發生了雙十節護旗及其後延續了多天的暴動。事緣1956年十月十日，政府徙置事務處一名華籍公務員認為深水浦李鄭屋徙置區居民，在戶外懸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中國國旗太大和佔用了公共空間，將旗拆下，於是引起該區的親國民黨居民極度不滿，由爭執而引發暴動。暴徒和警員搏鬥，並且放火燒車，暴動範圍由深水浦蔓延到荃灣和九龍各區，港府的警力無法應付，於是出動英軍鎮壓，在九龍區戒嚴。為了防止暴動蔓延到港島，所有渡海小輪被令停航，港九兩地交通陷於停頓。九龍區的暴徒遂無法過海召眾攪事，港府鐵腕鎮壓下，直至十月十三日才遏止了大規模打、搶、燒、殺等暴力事件，九龍區逐漸恢復常態。又過了幾天港府陸續取消了戒嚴令和准許油麻地及天星的小輪復航，才使香港人重拾對港府的信心，而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漸漸返回常軌。
十月十日是星期三，我們如常在上午十一時半便離家，步行到深水浦碼頭坐船過海，一路上的街道除了國旗飄揚，慶祝雙十節的花牌到處皆見之外，並無什麼異樣。所以我們也如常於下午一時前抵達校園上課。上了兩節課，突然間老師宣佈放早，叫大家立即回家，不准在街上留連，不准參加任何慶祝活動。翌日需否上課，要聽電台廣播。當時我們不知發生什麼事，但看見老師們神情凝重，都感覺事非尋常，急急和幾個同住深水浦的同學結伴急行，到中環統一碼頭坐船回深水浦。


從深水浦碼頭步行回家的十五分鐘路程，已覺北河街氣氛緊張和不安，和平日的熱鬧迥然不同。沿街看見有些男子漢拿著紙國旗，逼途人購買，好像恐嚇地說：不買便不愛國，買了可保一路平安，途人多數拿著剛買的小紙旗走在路上。很多往年不張貼國旗慶祝雙十節的店舖和樓上住宅單位，此時也懸掛和張貼很多國旗，街道上不只旗幟飄揚，簡直是樓上樓下、街頭巷尾完全浸沒於「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之中。當年對國民黨仍有點期盼和好感，在小學六年不斷滲入腦海中的「反攻大陸，還我山河」意識，猛然浮現出來，好像感到反攻成功了，邊走邊覺得很興奮，對於逼人買旗的大漢也毫不畏懼。回到家中，「麗的呼聲」廣播電台正不斷報導暴動的新聞和政府的呼籲，這時才知道深水浦的暴徒闖了大禍，竟然在路上截車放火，燒死一位北歐駐港大使的夫人，命案馬上成為國際大新聞。十月十日由中午到深夜深水浦差不多成為暴徒的世界，多間左派的國貨公司都遭破門搶劫，而且也有傷人。我從騎樓偷偷地望看對面騎樓底的寮屋，看見整夜有人忙出忙入，不斷地搬回大箱大箱的食品，包括罐頭，甚至整隻火腿。家人說，這種嚇人的情況，和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時，「勝利友」沿街搶劫勒索的慘況相似，所以這一夜是在驚慌恐怖的氣氛下渡過的。
		翌晨九龍區的動亂局面未受控制，而英軍士兵已準備出營防暴，教育司署指令全港學校停課。母親因顧慮金文泰中學一旦復課，我們難以安全地，從深水浦坐船到堅尼地道金中上課，所以將我和詠洲送到中環鴨巴甸街一位親戚家中暫住幾天，以免金中復課時，因無法返學而缺課。親戚所住的是一幢超舊的戰前三層木樓，建在很斜的石板街道上，好像隨時會向斜邊倒塌下去。一層樓住了十伙人，其中一伙，租住走廊上一張碌架床，卻是一家九口的單親家庭，和粵語片「一家八口一張床」的情節很相似。我在這屋只住了五天，卻深深體會到原來比我們深水浦住所「更危、更舊、更擠和更劣」的居住環境比比皆是。香港人就是要在這種窮困的環境下捱過去、闖出來。

在親戚家中安頓下來，不久港府便指令渡海小輪全面停航，我們和老家突然變得那麼遙遠，感受到「有家歸不得」的焦慮和無奈。更由於我家和親戚家都沒有裝設電話（1950年代能夠在家中安裝電話，已屬有錢有面的高等家庭），音訊也暫時隔絕。如此捱過了三天，十月十三日，港府在英軍的武力支援下，漸漸控制了局面，估計在數天暴動中死者六十多人，傷者二百餘，被軍警拘捕者達六千餘，是香港戰後至1960年代的二十年間，規模最大、破壞力最強、和影響社會發展方向最甚的一次事件。當暴動完全結束後，港府判定這次暴動是由國民黨的特務居中策劃，和九龍區的三合會成員合作推動，因此警察迅速遞捕了右派的領導人物和很多三合會頭目。這些人並不全部送上法庭，不少被定為政治犯，扣押在摩星嶺集中營，之後便直接遞解出境，不得再返回香港。我家附近有一名平時看似勤奮老實的小販，在暴動後失了蹤，後來坊間傳言，他也是被遞解出境的政治犯之一。經此一役，國民黨右派勢力和傳統的三合會勢力在香港大受打擊，而左派勢力則悄悄地增長。在這時代大事件，我也淺嚐了離家走難和飄零作客的滋味。之後，誦讀「行行重行行」等古詩時，對於遊子的心情，似乎有較深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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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時代小故事（五）黃志涵
	在這種窮困的環境下，捱過去、闖出來．．．．


1956年夏，我和七哥詠洲小學畢業，是年九月入讀金文泰中學初一丙。開學一個月後，香港便發生了雙十節護旗及其後延續了多天的暴動。事緣1956年十月十日，政府徙置事務處一名華籍公務員認為深水浦李鄭屋徙置區居民，在戶外懸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中國國旗太大和佔用了公共空間，將旗拆下，於是引起該區的親國民黨居民極度不滿，由爭執而引發暴動。暴徒和警員搏鬥，並且放火燒車，暴動範圍由深水浦蔓延到荃灣和九龍各區，港府的警力無法應付，於是出動英軍鎮壓，在九龍區戒嚴。為了防止暴動蔓延到港島，所有渡海小輪被令停航，港九兩地交通陷於停頓。九龍區的暴徒遂無法過海召眾攪事，港府鐵腕鎮壓下，直至十月十三日才遏止了大規模打、搶、燒、殺等暴力事件，九龍區逐漸恢復常態。又過了幾天港府陸續取消了戒嚴令和准許油麻地及天星的小輪復航，才使香港人重拾對港府的信心，而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漸漸返回常軌。
十月十日是星期三，我們如常在上午十一時半便離家，步行到深水浦碼頭坐船過海，一路上的街道除了國旗飄揚，慶祝雙十節的花牌到處皆見之外，並無什麼異樣。所以我們也如常於下午一時前抵達校園上課。上了兩節課，突然間老師宣佈放早，叫大家立即回家，不准在街上留連，不准參加任何慶祝活動。翌日需否上課，要聽電台廣播。當時我們不知發生什麼事，但看見老師們神情凝重，都感覺事非尋常，急急和幾個同住深水浦的同學結伴急行，到中環統一碼頭坐船回深水浦。


從深水浦碼頭步行回家的十五分鐘路程，已覺北河街氣氛緊張和不安，和平日的熱鬧迥然不同。沿街看見有些男子漢拿著紙國旗，逼途人購買，好像恐嚇地說：不買便不愛國，買了可保一路平安，途人多數拿著剛買的小紙旗走在路上。很多往年不張貼國旗慶祝雙十節的店舖和樓上住宅單位，此時也懸掛和張貼很多國旗，街道上不只旗幟飄揚，簡直是樓上樓下、街頭巷尾完全浸沒於「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之中。當年對國民黨仍有點期盼和好感，在小學六年不斷滲入腦海中的「反攻大陸，還我山河」意識，猛然浮現出來，好像感到反攻成功了，邊走邊覺得很興奮，對於逼人買旗的大漢也毫不畏懼。回到家中，「麗的呼聲」廣播電台正不斷報導暴動的新聞和政府的呼籲，這時才知道深水浦的暴徒闖了大禍，竟然在路上截車放火，燒死一位北歐駐港大使的夫人，命案馬上成為國際大新聞。十月十日由中午到深夜深水浦差不多成為暴徒的世界，多間左派的國貨公司都遭破門搶劫，而且也有傷人。我從騎樓偷偷地望看對面騎樓底的寮屋，看見整夜有人忙出忙入，不斷地搬回大箱大箱的食品，包括罐頭，甚至整隻火腿。家人說，這種嚇人的情況，和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時，「勝利友」沿街搶劫勒索的慘況相似，所以這一夜是在驚慌恐怖的氣氛下渡過的。
		翌晨九龍區的動亂局面未受控制，而英軍士兵已準備出營防暴，教育司署指令全港學校停課。母親因顧慮金文泰中學一旦復課，我們難以安全地，從深水浦坐船到堅尼地道金中上課，所以將我和詠洲送到中環鴨巴甸街一位親戚家中暫住幾天，以免金中復課時，因無法返學而缺課。親戚所住的是一幢超舊的戰前三層木樓，建在很斜的石板街道上，好像隨時會向斜邊倒塌下去。一層樓住了十伙人，其中一伙，租住走廊上一張碌架床，卻是一家九口的單親家庭，和粵語片「一家八口一張床」的情節很相似。我在這屋只住了五天，卻深深體會到原來比我們深水浦住所「更危、更舊、更擠和更劣」的居住環境比比皆是。香港人就是要在這種窮困的環境下捱過去、闖出來。

在親戚家中安頓下來，不久港府便指令渡海小輪全面停航，我們和老家突然變得那麼遙遠，感受到「有家歸不得」的焦慮和無奈。更由於我家和親戚家都沒有裝設電話（1950年代能夠在家中安裝電話，已屬有錢有面的高等家庭），音訊也暫時隔絕。如此捱過了三天，十月十三日，港府在英軍的武力支援下，漸漸控制了局面，估計在數天暴動中死者六十多人，傷者二百餘，被軍警拘捕者達六千餘，是香港戰後至1960年代的二十年間，規模最大、破壞力最強、和影響社會發展方向最甚的一次事件。當暴動完全結束後，港府判定這次暴動是由國民黨的特務居中策劃，和九龍區的三合會成員合作推動，因此警察迅速遞捕了右派的領導人物和很多三合會頭目。這些人並不全部送上法庭，不少被定為政治犯，扣押在摩星嶺集中營，之後便直接遞解出境，不得再返回香港。我家附近有一名平時看似勤奮老實的小販，在暴動後失了蹤，後來坊間傳言，他也是被遞解出境的政治犯之一。經此一役，國民黨右派勢力和傳統的三合會勢力在香港大受打擊，而左派勢力則悄悄地增長。在這時代大事件，我也淺嚐了離家走難和飄零作客的滋味。之後，誦讀「行行重行行」等古詩時，對於遊子的心情，似乎有較深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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