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s628


	學海無涯（二）尹淑貞
	每天戰戰兢兢的去上班，一直工作至退休．．．．


初來時，我還是懞懞懂懂的，語言又不便給。還記得有人見面，很友善的的問我：「 Hey， How's coming ?」（意謂「近況如何？」）我則答謂：「I'm coming by bus.」令人莫名其妙。在唸英語專修班時，有一外國青年告訴我他下課後還要去做grave yard shift 工作，我很吃驚的問他：「你怕嗎？」他很奇怪的問：「怕什麼？」原來此地的所謂 grave yard shift 是指從晚上零時至早上八時的工作更份，而非我以為的晚上在墳場工作。當時便記起了在唸高中三時，陳國熙老師教我們英語時，要我們好好地熟記一長串的英文俚語。不知為何？總硬是一點也記不得，現在想起來，還真想把自己的腦袋再敲幾下。在不斷出糗的情況下，面皮便變得很厚了。 1980 年代，有天在大街上巧遇楊似蘭老師和她夫婿，正正是他鄉遇故知，當時沒有老師和學生的鴻溝，像朋友一樣，共進數次晚餐，不久又遇上了金中 61 年畢業的溫錦明和自檀香山來旅遊的梁華立夫婦，我們又結伴一起去北溫哥華楊老師的府上拜訪，相見甚歡，只是後來大家都忙，便漸漸少了聯繫。到溫哥華一年之後，我才入了BC省剛成立的第二所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SFU位於溫埠東鄰的Burnaby 埠的一個小山丘上，與位於溫埠西區臨海的UBC 遙遙相對。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香港中文大學是創立於HKU 創校的五十年後，而SFU創於1965年9月，也是UBC 創校五十年之後，真是一個巧合。（如果我記錯的話，請各位更正。）在 SFU ，我選了 PSA 學系（Political Science & Anthropology），以為是近似聯合的社會學系，開課後才知原來不是同一回事，這裡沒有社會工作那一科，UBC 才有。當時，在同一課程裡有一個洋女孩，名叫 Margaret Sinclair，我們並不相熟，因為不久我便轉了系，後來的她，便是加國 1968 年選出的首相 Piere E.Trudeau 的夫人，成為了加國無人不曉的 Margaret Trudeau，又是現今競爭自由黨魁的Justin Trudeau　的母親。（此是題外話了）
香港的社會工作大綱大都是根據英國的社會制度而訂，和加國的社會工作體制還是有相當的差異的。那時，我限於那很爛的英語程度，這是一個大大的障礙。但我知道，若要在此地立足、生活、生根，一張專業文憑是不可少的。為此我改而去唸了圖書館管理，以為工作的對象是圖書，我不開口，它也不會開口的，豈料事實並非如此。畢業後我在公眾圖書館工作，才知道還是要開口講話的，尤其是每當在詢問處當值時，一要回答前來詢問和找尋資料的顧客，又兼要接聽為了不同原因而搖來的電話等等的工作。幸好，我的臉皮已經被訓練得很厚了，洋相也出慣了，每天戰戰兢兢的去上班，一直工作至退休。

在這四十年間，除了唸書和工作，還經歷了在 SFU 認識的外子，後來成婚，又養育下一代等等，是大多數人生必經的過程。外子是在 BC 省出生的第三代華人，是一名 CBC﹙Canada Born Chinese），當地人戲稱他們這種人仕，是個《竹升》（兩頭不通）和《香蕉》（外黃裡白）。他除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外，一點中文也不曉，唯一還記得兒時學過的『小小貓，叫叫叫，和小小狗，跳跳跳』而已。外子的性格好旅遊，所謂『嫁隻馬騮便要隨山跑』，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到處跑。
		上個月，與兩小無猜在港一起長大的陳璇冰（金中畢業，又於崇基社會工作學系 1964 年畢業）偕夫婿一起來溫哥華，在舍下小住，一週後，才乘郵輪上阿拉斯加觀光。據冰姐告訴我，他們在香港的住所與已故的鄭漢魚老師是對面居，鄭師母現在去了美國女兒處，是探訪還是長居，則未知。他們還與居於附近的鄺慎枋老師和師母常有碰面，鄺老師還很壯健，師母也年青可親。在圖書館工作，每天接觸各類不同的書籍和資訊，但沒有時間看自己喜歡看的書，此時便體會到潘老師早年對我們講的一番金石良言了。


現在退休後，空餘的時間多了，孩子們都已長大離家，才發覺自己還是非常孤陋寡聞，還有那麼多的東西仍是未知曉的，故此，又頻頻返回圖書館，借些書本回家閱讀，享受閱讀的樂趣。現在改變了身份，讓新來的、年青的舊同事服務我了。回憶起年青時代的點滴，讓我自己感覺年青起來。在此，祝願各位也時時回憶從前美好的時光，把自己變得更年青，保持身體健康快樂！《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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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海無涯（二）尹淑貞
	每天戰戰兢兢的去上班，一直工作至退休．．．．


初來時，我還是懞懞懂懂的，語言又不便給。還記得有人見面，很友善的的問我：「 Hey， How's coming ?」（意謂「近況如何？」）我則答謂：「I'm coming by bus.」令人莫名其妙。在唸英語專修班時，有一外國青年告訴我他下課後還要去做grave yard shift 工作，我很吃驚的問他：「你怕嗎？」他很奇怪的問：「怕什麼？」原來此地的所謂 grave yard shift 是指從晚上零時至早上八時的工作更份，而非我以為的晚上在墳場工作。當時便記起了在唸高中三時，陳國熙老師教我們英語時，要我們好好地熟記一長串的英文俚語。不知為何？總硬是一點也記不得，現在想起來，還真想把自己的腦袋再敲幾下。在不斷出糗的情況下，面皮便變得很厚了。 1980 年代，有天在大街上巧遇楊似蘭老師和她夫婿，正正是他鄉遇故知，當時沒有老師和學生的鴻溝，像朋友一樣，共進數次晚餐，不久又遇上了金中 61 年畢業的溫錦明和自檀香山來旅遊的梁華立夫婦，我們又結伴一起去北溫哥華楊老師的府上拜訪，相見甚歡，只是後來大家都忙，便漸漸少了聯繫。到溫哥華一年之後，我才入了BC省剛成立的第二所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SFU位於溫埠東鄰的Burnaby 埠的一個小山丘上，與位於溫埠西區臨海的UBC 遙遙相對。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香港中文大學是創立於HKU 創校的五十年後，而SFU創於1965年9月，也是UBC 創校五十年之後，真是一個巧合。（如果我記錯的話，請各位更正。）在 SFU ，我選了 PSA 學系（Political Science & Anthropology），以為是近似聯合的社會學系，開課後才知原來不是同一回事，這裡沒有社會工作那一科，UBC 才有。當時，在同一課程裡有一個洋女孩，名叫 Margaret Sinclair，我們並不相熟，因為不久我便轉了系，後來的她，便是加國 1968 年選出的首相 Piere E.Trudeau 的夫人，成為了加國無人不曉的 Margaret Trudeau，又是現今競爭自由黨魁的Justin Trudeau　的母親。（此是題外話了）
香港的社會工作大綱大都是根據英國的社會制度而訂，和加國的社會工作體制還是有相當的差異的。那時，我限於那很爛的英語程度，這是一個大大的障礙。但我知道，若要在此地立足、生活、生根，一張專業文憑是不可少的。為此我改而去唸了圖書館管理，以為工作的對象是圖書，我不開口，它也不會開口的，豈料事實並非如此。畢業後我在公眾圖書館工作，才知道還是要開口講話的，尤其是每當在詢問處當值時，一要回答前來詢問和找尋資料的顧客，又兼要接聽為了不同原因而搖來的電話等等的工作。幸好，我的臉皮已經被訓練得很厚了，洋相也出慣了，每天戰戰兢兢的去上班，一直工作至退休。

在這四十年間，除了唸書和工作，還經歷了在 SFU 認識的外子，後來成婚，又養育下一代等等，是大多數人生必經的過程。外子是在 BC 省出生的第三代華人，是一名 CBC﹙Canada Born Chinese），當地人戲稱他們這種人仕，是個《竹升》（兩頭不通）和《香蕉》（外黃裡白）。他除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外，一點中文也不曉，唯一還記得兒時學過的『小小貓，叫叫叫，和小小狗，跳跳跳』而已。外子的性格好旅遊，所謂『嫁隻馬騮便要隨山跑』，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到處跑。
		上個月，與兩小無猜在港一起長大的陳璇冰（金中畢業，又於崇基社會工作學系 1964 年畢業）偕夫婿一起來溫哥華，在舍下小住，一週後，才乘郵輪上阿拉斯加觀光。據冰姐告訴我，他們在香港的住所與已故的鄭漢魚老師是對面居，鄭師母現在去了美國女兒處，是探訪還是長居，則未知。他們還與居於附近的鄺慎枋老師和師母常有碰面，鄺老師還很壯健，師母也年青可親。在圖書館工作，每天接觸各類不同的書籍和資訊，但沒有時間看自己喜歡看的書，此時便體會到潘老師早年對我們講的一番金石良言了。


現在退休後，空餘的時間多了，孩子們都已長大離家，才發覺自己還是非常孤陋寡聞，還有那麼多的東西仍是未知曉的，故此，又頻頻返回圖書館，借些書本回家閱讀，享受閱讀的樂趣。現在改變了身份，讓新來的、年青的舊同事服務我了。回憶起年青時代的點滴，讓我自己感覺年青起來。在此，祝願各位也時時回憶從前美好的時光，把自己變得更年青，保持身體健康快樂！《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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