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小故事（六） 黃志涵

在沒有廉政公署的年代，大概可以 豬籠入水了吧．．．．

香港於1945年光復後，經過八個月的軍政府統治，便由楊慕琦復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任港督。楊慕琦可說是香港開埠至 1997年為止最倒霉的港督。1941年他代表港府及英政府向日軍投降，隨即被拘禁於赤柱集中營，但不久卻被日軍帶走。1945年日本投降時，在香港找不到他，其後楊慕琦才被蘇聯紅軍在東北日本軍隊的戰俘營發現，他回英國治病，休養後，才在1946年5月1日復任港督，任期一年，算是英政府對他的安撫和補償吧。 1947 年5 月楊任滿，由葛量洪接任為戰後第二任港督。他的首要任務是在廢墟似的香港，重建生活秩序，讓港人得以解決基本生活需求。他的施政針對當時的社會環境，從穩定物價、扶助工商業和維持公共秩序著手，很快便收到良好效果。而香港的人口已從1945年的50萬，急速跳升到到 1947 年的180 萬，到 1952年香港人口更激增到225萬，等於光復那一年人口的四倍半。

葛量洪的任期很長，1947 到1957合共十年，這期間香港經歷了很多次驚濤駭浪的經濟衝擊。經濟方面，由東亞地區最重要的轉口商埠轉型為輕工業中心；政治方面，1950年的韓戰使香港成為中國鐵幕的唯一窗口，而且也開始限制中國人來港；社會方面，1947年的正和銀行擠提、1953年的石硤尾木屋區大火和 1956年的雙十暴動，都是葛量洪任內最大的考驗。他應付了這些和更多的考驗，而且很得民心，所以他兩獲香港市民挽留，在臨別時，港人在政府大球場舉行盛大的送別儀式。

「葛量洪十年」的確使香港得以復原和平穩發展，可是社會陰暗面的黑社會、黃、賭、毒和公務員貪污問題也同步發展。我們從小在深水浦區長大和上學，雖然仍是兒童，對社會狀況不會有深入的認識，但耳濡目睹的賭、毒、警察貪污情況倒也不少，這些都是課本上找不到的。 父親的一位朋友在深水浦差館任職，人人都叫他Ｃ師爺。其實他的職位是政府文員，由於識英文，所以在差館也幫英籍警官做傳譯工作。1940 及1950 年代，華人警察和警長（俗稱沙展），識英文和英語的很少，和英籍警官很難溝通，尤其沙展有時要以英文寫簡報（俗稱薯仔紙），更需師爺幫忙。所以Ｃ在差館，雖然「位」不高，但得到「鬼頭」和「大幫」等信任，間接可以左右差人和沙展的前途，「權」卻很重，華籍差人都尊稱他為Ｃ師爺。 曾見過一個朋友因欠租被業主封舖，店內有一批不屬於該店的機械和貨品也一併被封，朋友求助於Ｃ師爺，他叫朋友拿出一筆疏通費，聲明自己不要，但要交給差館，結果朋友的店果然獲解封一天，讓朋友取回貨品。像這樣的幫忙和疏通，為數不少。所以每年中秋節和過年時，Ｃ師爺所住舊唐樓的大騎樓，所堆放的月餅和腊味，佔了大半面積。童年時看到這麼大陣容的名貴禮品時，不禁懷疑在差館工作竟有這麼多好處？其實Ｃ師爺所受的好處當然不止月餅腊味，因為他的一位妻子是著名華探長Ｌ先生的妹妹，ＣＬ拍住上，雙劍合璧，在沒有廉政公署的年代，大概可以豬籠入水了吧。 我家所住舊唐樓的樓下，於 1956 年開了一間燒腊小炒海鮮大牌檔，每天上午以大鐵爐明火燒叉燒和燒鵝時，炭煙和煤屑直噴我家。晚上九時後，生意火紅火熱，他們的炒鑊爐正對著我們騎樓，每當師傅拋鑊搶火時，油煙味夾纏著橙紅的火舌直衝上來，將站在騎樓欄邊看街景的我們嚇得驚呼大喊。那年代大牌檔炒鑊師傅的小炒鑊氣功夫，可真了得。

每當這旺市時刻，便見一輛警察巡邏車停在大牌檔對面，一名差人走到檔主面前，輕語幾句，隨即上車離開。十多分鐘後，一個大牌檔伙記便抽著兩大袋外賣食品，走入我們住所旁邊的橫巷。原來橫巷轉角處，一眾巡邏車差人已在等著吃宵夜。大牌檔奉獻的包括：燒鵝脾、大舊叉燒、瀨粉、小炒數碟和白飯，真是豐盛可口的一餐。大牌檔在晚上六時許開始夜市，直至凌晨兩點，原來只有幾張檯，在晚上變成幾十張，霸佔了十多間屋的騎樓底和半條馬路，客多的時候，喧嘩吵鬧，相當擾人，但卻從來沒差人干預這種公然大規模阻街和阻塞交通的行為。這當然是檔主按期「派片」和「奉獻美食」的功效。

那時代的警察貪污，已經制度化和形成一種次文化，其影響直接觸及小市民多個生活環節。不過，多數市民敢怒不敢言，深恐遭受差人報復。所以「葛量洪十年」的平穩發展和漸漸富有，暗底下要付出的社會代價也不少呢。港人就是忍著忍著捱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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